《失憶人民共和國》

1.

The Debt of Memory / 記憶的債

（節選自《重返天安門: 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後記，英、中對照）

Louisa Lim; 廖珮杏(譯)

……

The ‘forgetting’ that has engulfed China is not just enforced from above; the people themselves have colluded in this amnesia and embraced it. Forgetting is a survival mechanism, almost second nature. China’s people have learned to avert their eyes and minds from anything unpleasant, allowing their brains to be imprinted with false memories - or allowing the real memories to be erased - for the sake of convenience. Parents shield their children from the past for it contains knowledge that could jeopardize their bright futures. There is no benefit to remembering, so why bother?

China's Communist Party constantly alludes to the nation’s 5,000 years of history while omitting its more recent acts of shame. In a country that has done more to alleviate poverty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does it really matter? The answer is that it does. It matters because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is new world power is based on lies. When those lies are taught in schools, passed unchallenged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and truth-telling is punished, a moral vacuum gapes ever larger, the debt grows greater, and the cost paid is the dearest of all: a loss of humanity.

……

席捲全中國的「遺忘症」不僅來自於政府由上而下的推動，人民也是共犯，且樂在其中。遺忘是一種生存機制，一種從環境中習得的天性。中國人民已經學會了對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不聞不問，為求方便，他們讓自己的大腦留下錯誤的記憶——或者讓真實的記憶被抹除。父母保護他們的孩子遠離過去，因為那些知識可能會讓他們葬送光明的未來。既然記得這些事沒有什麼好處，為什麼要惹這些麻煩呢？

中國共產黨不斷地宣揚中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卻對當代的醜事閉口不談。在一個比歷史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更成功地脫貧致富的國家，這個行為重要嗎？答案是肯定的。這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個新世界大國的國家認同建立在謊言之上。當這些謊言在學校裡一代接著一代地傳下去，不斷懲罰說真話的人，道德真空就會不斷擴散，記憶的債越囤越高，最後得犧牲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人性——才能償還。

(完)

2.

林慕蓮：在失憶人民共和國尋找六四

趙雲 | 立場新聞、蘋果日報 2019年6月4日

（注：以下為立場新聞和蘋果日報兩處文字綜合，最後一個小標題“人性不滅 看見希望”是我改寫的，原為“失憶共和國國境之外 看見一絲希望”）

每年6月將至，友儕間會突然傳閱梁文道2009年的文章《我們守護記憶，直至最後一人》。說的是記憶六四作為一種道德責任。十年過去了重讀這篇文章，更覺這是香港人僅餘的奢侈。只有在資訊自由流通的地方才有條件講守護記憶。無人知道另一個十年之後，這個條件是否依然成立。

林慕蓮（Louisa Lim）2014年出版的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中譯本《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剛面世）書中第一個場景是天安門的升旗儀式，來自中國各地的人爭相為這個國家感到驕傲。為何同一個廣場竟於25年間由標誌國恥變成標誌民族自豪？這13億人如何患上集體失憶？

.

一九八九 似近還遠

一個非正式的觀察：近年出版關於1949年以後中國的非虛構寫作可分為兩大類。一邊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的歷史重組，例如港大歷史系教授馮客趁着當年的國家檔案逐漸解密，寫成關於解放、大饑荒和文革的三部曲；另一邊是美國媒體的駐中國的撰稿人2000年後，捕捉這個急速變幻的國度的各種荒誕：如以《尋路中國》（Country Driving）、《江城》（River Town）等令中國國內讀者都趨之若鶩的何偉（Peter Hessler）、歐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時代》（Age of Ambition）、張彥（Ian Johnson）的《中國的靈魂》，這些擅於觀察庶民日常生活小節以刻劃時代面貌的寫作，都登上了英美暢銷榜。

Louisa 點頭說：「1989 年要說是歷史好像太近，但說是當代又太遠。」但這卻是改變中國走向的一個分水嶺。1980 年代是近代中國風氣最自由、最浪漫的時代。「天安門屠城以後一切都改變了，經濟自由化是繼續，但一切政治體系自由化已不必談。」硬要說的話，今天的中國經濟崛起，政治意識形態卻愈來愈趨向保守，一切都該由六四說起。

談論 1989 年的書近來屈指可數，Louisa 說這可能是因為六四後的頭幾年有大量著作湧現，特別是多個學生領袖大書特書，以致人們以為關於六四，所有可以說的都說了。正如每年這個時候，香港僅餘的自由媒體都會為「今年六四有何新角度」搜索枯腸。都三十年了，還有什麼未被言說的？還有什麼不為人知的？另外一個原因當然是那些熟悉的論調。「共產黨領導下數以億計人口脫貧，國富民強，事情都過去那麼久，一切都與現在無關，何苦還執著呢？」Louisa 對這兩種看法都不同意。

.

30年軌迹 更值得寫

2003 年起被外國媒體派駐中國當記者的 Louisa Lim，2011年接到牛津出版社邀請，想她趁2014年25周年時為六四寫本書。她交換了一些想法，寫成計劃書交給編輯。然後告訴對方，現階段編輯就此斷絕聯絡，完書後自然會主動找編輯。

「當時我的房子就在外交區，我想電話、電郵、網絡都被監視。這麼敏感的題目我不能張揚。」連她一對子女也不知母親當時在幹什麼。她開始四出聯絡受訪者，為了保護他們，聯絡訪問時她基本上都不會說訪問內容，直至見面才道明來意。開始訪問後她才發現，她真正想寫而且值得寫的，跟起初的計劃書完全不同。

「起初我和編輯打算重組六四前後發生的資料，整理現場發生什麼事。但當我開始四出訪問，才發現他們六四後直至今天的遭遇才是真正值得寫的故事。」與其整理史料將六四定格於30年前，她覺得這些人 30年來的故事一來少人知道，二來是他們的經歷證明六四亦沒有過去，並不如有些人以為「年代久遠與當下無關」。六四血腥鎮壓從此改變了很多人的生命軌跡，他們背負的心理負擔是現在進行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強大的資訊審查制度，造成大眾的集體失憶。卻令一些人的結無法解開。

Louisa 訪問的人中，有些是香港人熟悉的。例如吾爾開希，她寫這個當年學生領袖今天有多過氣的窘境。例如天安門母親張先玲，她寫她的兒子逝世三十年，她的一舉一動卻依然被嚴密監視。

有些是我們不知道的。例如她訪問了當年6月4日凌晨有份清場的士兵陳光。陳光許多同袍都因為鎮壓而立功，在軍隊步步高陞了。陳光卻一早退伍，到今天開間畫室，反覆畫着六四的畫。這樣的畫室當然為他帶來麻煩。

陳光記得5月中第一次被調動入城時，市民雖然阻礙軍車前進，跟他們對着幹，卻不時展開一場又一場的政治游說，廣場上的學生亦跟士兵聊起天來。似乎跟長官所說，他們都是一班反革命分子相距甚遠。可是他更接受不了的是，鎮壓後軍隊到訪學校和各個民間機構，那班當時極力阻止他們入城、想要保護學生、甚至跟士兵討論民主自由的北京市民，突然180度轉變感謝他們開槍「平暴」。陳光發現，北京市民原來懂得自動歸邊，站在勝利者一方。

在她訪問所得許多既動人又糾結的故事之中，陳光的經歷讓她感受尤深。「人們眼中的解放軍都是所向無敵，但事實並非如此。很多士兵都不過是十多二十歲的大男孩，他們每日在軍營中接受其實是洗腦的所謂政治教育。當他們被調動進入北京時，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捲進的是一場怎樣的政治風暴。我們想像六四的犧牲者時不會想到軍隊，但這些大男孩當時並不知道發生甚麼事，卻因為當時的行動而背負了30年的包袱。」

.

見坦克人 有人扮懵

她訪問的人大多數如陳光和張先玲一樣，因為拒絕失憶而在失憶共和國中付出代價。但更多人是主動失憶或是被動屏蔽。她試過拿着坦克人的照片到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問學生是否認得這張照片。100人當中只有15人知道，她覺得非常驚訝。「這些都是最聰明的人，他們想知道甚麼資料都挖得出來，然而認得照片的人竟然這麼少！」

不認得的人之中，有些是真的不知道，有些扮不知道。「很容易看得出誰是真誰是假扮。真的不知道的人會湊近一點看照片，有人問我這是科索沃嗎？這是南韓嗎？甚至有人說這支街燈似是長安街，但這並不可能。更多人問這是否攝於軍事演習。這些都是不知道的情況下的合理猜測。」

「但有些人說不知道，卻大叫一聲轉身就跑。有人壓低聲音說，我不知道這張照片，但這是敏感的事，我不能和你談。明顯地他們是裝作不知道。」

國家殺人也好、各種人為的災難也好，這些都不是中國獨有的事。中國的集體失憶有甚麼特別？「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案例，國家會持續花這麼多心力在這麼久的一段時間，只為了抹去集體記憶。要維持這場集體失憶一點也不易，需要一個龐大的審查機器，多個部門一起合作。它的成功和背後的運作我們都不夠了解。」

.

漏了審查 只因無知

她說，中國報紙30年以來，只有兩次是審查漏了，令關於六四資料不慎出街的案例。一次是一位詩人寫了一篇關於六四的小詩，以廣告方式投稿。廣告部的職員問6月4日是甚麼，詩人答是一場礦難，職員也就相信了。另一次是一份報紙刊登了一張劉香成所攝、六四當日受傷市民被送到醫院的經典照片，竟然成功出街了。「你細想，其實幾神奇。一張照片出街要經過編輯、版面編輯、圖片編輯，竟然全部人都不知道這張照片跟六四有關。這些編輯就是資訊審查的產物。你看審查多成功。」早前有媒體訪問中國一名90後的網絡警察，為了做好審查工作，他們先要知道甚麼是不能知道的。

.

拒絕傳承 保下一代

國家由上而下的資訊控制固然重要，但記憶傳承從來不只有正式和公開渠道，更多是靠家人朋友間非正式的交流和講故事。為何這種傳承也失效？

有一半華人血統的Louisa Lim，童年在香港度過。1989年她在英國應付高考，考入大學的中文系後，1991年到北京當交換生。她依稀記得當時白色恐怖猶在。「我的朋友間有參與學運的，也有坐過監的。直到你認識了他們一段時間，他們才會找一個偏僻、確保無人見到的地方私下跟你聊當時的事，但也算不上詳談。尤其當時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很多人都覺得是恥辱而羞於談論。」

Louisa訪問了一位當年參與天安門運動的學生領袖，當年他在運動中斬去自己一隻手指。今天兒子問他為何只有九隻手指，他卻開玩笑說在巴士上丟失了，拒絕告知兒子關於當天的事。「他說這是為了保護兒子，不想當天的事為兒子帶來負擔。如果兒子知道之後，對政府變得批判，他會在學校被檢舉嗎？會在高考順利過關嗎？會入到名牌大學嗎？」

有些親歷其境的人因為過度創傷，遺忘成為他們生存下去的本能；有些人則為了保護下一代而拒絕傳承記憶。「可以這樣說，人們已成為國家抹去六四記憶的共犯。因為國家令到記憶的代價太高，當任何類型的表態都有可能招來麻煩，他們覺得記憶並不值得。」

.

人性不滅 看見希望

然而記憶的力量未曾消減。Louisa有一年參加完維園的六四集會，買了天安門母親T恤，拍下燭光照片，到訪天安門母親張先玲的家。一邊把t-shirt握在手上，一邊看著Louisa拍的照片，張先玲才第一次知道原來香港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人，在同一晚同一地點點起燭光。「她本應是事情的主角，每年都拍片給支聯會播，但她的通訊被嚴重審查，從不知道維園的實況是什麼。她睜大眼睛卻說不出話來。她的確非常感動，因為多年來天安門母親以為她們是勢弧力弱地對抗龐大的國家機器，但看見燭光，她才知道原來香港有這麼多人拒絕遺忘。」

訪問前不久Louisa 從美國多間大學演講回港。有好幾場講座上王丹也是講者之一。「講座完結後很多中國的海外留學生捉著王丹問問題，最後王丹跟他們吃飯繼續談下去。」Louisa 的書推出英文版後，她收到一些中國海外留學生的電郵，其中有位男生說他自己動手把整本書翻譯成中文，為的是讓更多朋友讀到。

失憶共和國的洗腦機器的確很強大，看來運作得超級順暢。「但不要小看這些年輕人帶來的轉變。」Louisa 說。

(完)

3.

「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一無所知」

林慕蓮 | 紐約時報 2019年6月4日

.

(圖：AGNES LEE)

大約兩年前，我在澳洲一所大學做關於天安門廣場歷史遺產的演講，一位年輕的中國學生在問答環節中舉手。「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回顧這段歷史？」她問道。「你為什麼覺得它對現當代的中國，尤其是我們年輕一代有幫助？你認為這會損害中國政府所說的和諧社會嗎？」

她沒有質疑1989年6月4日發生的事實。她質疑的是知識本身的價值。自從我寫了一篇關於北京成功將1989年殺戮事件從集體記憶中抹去的文章以來，我經常聽到中國學生辯解說，政府的行為是必要的。但這次的觀點不同。這名學生巧妙地避開了她的政府對本國人民實施的暴力，同時內化了社會穩定壓倒一切這個中共立場。演講結束時，另一名中國學生問道，關於6月4日的知識是否會對「我們的完美社會」構成危險。

對於66萬名留學海外的中國學生來說，第一次偶然發現這些中國歷史中隱藏的事件，可能會讓他們異常不安，就好像世界軸心突然錯位。有些人會對這些發現感到非常不安，以至於他們更容易將其視為旨在顛覆共產黨的西方陰謀。

這些留學生屬於中國的後天安門一代，他們成長於愛國主義教育的時代，這種教育強調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在西方和日本殖民統治下蒙受的國恥。歷史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型態工具，某些事件因展現了共產黨最好的一面而受到頌揚，另一些事件則被根除和抹去。貫穿其中的敘事是中國由抗拒外侮的力量驅使，實現現代復興。這一切都是為現任領導人的執政合法化服務。

這個民族復興故事的其中一個版本，體現在當今受歡迎的英雄身上，尤其是像中國最大的公司之一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雲這樣的商人。他出身貧寒，靠著為外國遊客提供免費導遊服務學習英語，他代表了一個從赤貧到富有的故事，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崛起。

另一種版本是典型的共產主義英雄，他們的事蹟充斥著教科書。比如「狼牙山五壯士」，他們是1941年日本侵華期間的中國八路軍士兵。即將被日本人俘虜時，他們選擇了跳崖，其中三人失去了生命。前不久，一位歷史學家對這個傳說提出質疑並遭到起訴，法院做出了不利於他的判決，認為這個故事所反映的民族情感和歷史記憶是現代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換言之，歷史被明確地用於政治目的，而歷史研究可以被視為誹謗。

這種國家認可的敘事中不會提及人民解放軍向自己人民開火的行為。關於1989年的記憶之戰，如今已經成為一場全球性的戰爭，在課堂、紙媒和網路上展開。學術期刊和科技公司對6月4日的相關內容進行審查。無論這是在北京的直接壓力下發生，還是商業原因之下先行的自我審查行為，這都無關緊要。在最近的一個案例中，一家在美國和加拿大僱傭了6萬名教師的中國在線教育公司解僱了兩名美國教師，原因是他們在中國和學生們討論天安門事件和台灣問題。隨著中國企業在海外收購新聞媒體，它們在天安門事件週年紀念和更廣泛的人權報導等敏感問題上已經擁有直接的影響力。

在某種程度上，向中國年輕人灌輸功利主義歷史觀，比審查制度本身更有力。一旦人們接受了歷史必須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觀點，他們就不會再有學術探究的精神，甚至沒有閑來無事的好奇。

當然，仍然有這樣一些年輕人，他們的獨立意識擊敗了北京的意識型態教育。偶爾會有人在談話結束後悄悄走到我身邊，輕聲問我，該怎樣處理這些讓他們倍感沮喪的新知。曾有一個人站在滿屋美國人面前說道：「我在中國生活了18年，現在我意識到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一無所知。我上的是最好的學校，管理最完善的學校，但是我什麼都不懂。」

儘管所有國家都在構建自己的民族敘事，但很少有哪個國家能與中國的強大力量相匹敵。中國的愛國主義情緒十分強烈，而且毫無疑問，它有能力懲罰那些公開質疑官定歷史的人。

危險在於，這些策略非常有效，以至於中國的歷史正在一分為二：國內的共產黨敘事，以及海外那些黑白沒那麼分明的版本 (more nuanced versions ）。這種分歧可能無法彌合。

(完）

4.

專訪《重返天安門》林慕蓮

諶淑婷 | 博客來OKAPI 2019.6

.

六四天安門事件30周年前夕，自由廣場前出現了「綠色坦克與白衣黑褲男子」的充氣氣球，用來紀念「坦克人」事件（王維林先生隻身抵擋坦克車前進），這裡向來是中國遊客訪台必到景點，不少中國遊客開心與「坦克人」合照，他們的笑容絕對不是源自於這段被紀念的歷史，因為當全世界都看得懂這個裝置藝術時，只有中國人看不懂。

曾為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派駐北京十年的記者林慕蓮，在天安門25周年時應牛津出版社之邀，寫下《重返天安門》一書，又等了五年，終於發行中文版。多一個中國人能讀到這本書，就多一分讓歷史真相曝光的機會。

「出版社來找我提案時，我不是興奮，是害怕！」直到今日，林慕蓮還是記得那股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在中國工作很多年了，心裡覺得『不能寫』，但也知道『應該寫』。」林慕蓮還是下定決心要寫，她知道自己的外國記者身分是最好的擋箭牌，只要拿出採訪證，她想訪誰、想去何處都不像中國記者處處受限。

採訪六四過程對她來說像是一場冒險遊戲，她不在電話與電子郵件中提起任何這項採訪任務，必須去拜訪的受訪者，她全列了毫不相干的約訪題目，直到親自與本人碰面，她才據實以告，「如果看我那幾年的報導，就會讀到書裡受訪者的故事，只是全非六四事件。」

《重返天安門》的寫作歷程無疑是一段孤獨的旅程，當時她與其他來到中國的外國記者住在「外交公寓」，大家都懷疑有被監視的可能，所以林慕蓮即便在家中也絕口不提六四，用來寫書稿的電腦從不連結上網，當她要出門時，就把電腦鎖在臥室的保險箱。

「我確實有點著急，如果洩漏出去，我害怕的不是自己會有什麼遭遇，畢竟我是外國人，隨時可以離開；我擔心的是受訪者們，他們都是在理解『有後果』後同意受訪，讓自己暴露在危險中，我怎麼能不好好寫出來呢？而且中國環境一直在變，今年可以說，不知道明年還能不能說，現在出版了，會不會三年後被拿出來檢討？我感覺自己就像『Juggling in the dark』。」林慕蓮說。

在黑暗裡雜耍，林慕蓮不知道手中的球下一刻還能不能再接住。當她離開中國後，帶著書稿和許多人權機構討論，哪些內容不該寫出來？哪些人物必須受到保護？最後她選擇拿掉幾位受訪者的故事，有些是無法確定內容真實度，有些則是考量到寫出來的風險已超過故事本身的重量，「但我能放的都放，因為他們都渴望被寫出來，就像那些天安門母親這麼多年來一直說自己的故事，做了內容詳細的中文網站，卻因語言隔閡無法散播出去，不懂中文的人沒辦法閱讀，懂中文的人看不到。」她願意成為一座小小的橋樑，讓真相不至於就此沉沒於歷史長河。

其實也沒多長，不過30年不到的時間，中國人就彷彿全體失憶，林慕蓮曾被幾位中國年輕人質疑：「知道這種事對中國的和諧社會有什麼用？」、「中國現在是個完美的社會，這樣的資訊會不會傷害到我們的完美社會？」對於這些年輕人發自內心、毫無嘲諷之意的真誠發問，她內心十分震撼：「中國的維穩的洗腦教育系統多麼成功！深深影響了人們對知識的認知、對歷史的看法。」

這也是她迫切期待中文版問世的原因，「中國環境改變太快了，如果是十年前，要在香港出版都沒問題，五年前就不可能了。」但她相信，中國年輕人還是有各種管道能讀到這本書——只要他們想讀，而不是懷疑自己是否有必要了解更多，或認為即使共產黨曾經犯了錯，還是值得人民的信任和諒解。

林慕蓮和其他異議作家對抗的是中國自1991年全面推動的愛國主義教育，六四之後，為了鞏固專制共產政權，中國發起針對青少年的宣傳與教育，一方面突出過去外國侵略者的殘暴，塑造中國受害者形象；一方面忽略政府的暴行與錯誤，只強調中國正在興盛中，國民都該為此感到驕傲。

「不只是從上而下的洗腦教育，控制意識形態，共產黨也推動平行的監控系統，以舉報文化，加緊言論管控。」這麼多年來，林慕蓮不斷探究，為什麼中國政府可以讓這麼多人一起忘掉六四？這對其他國家來說無疑是天方夜譚，但中國藉由天羅地網的監視、媒體控制、教育洗腦、輿論左右，全面滲入人民思想，成功讓中國人集體認為，記住六四有弊無利，光想到必須付出的代價，就不會有人願意記住這段歷史。

不只是六四，中國不能說的歷史片段太多了，文化大革命、大饑荒……，中國人已經習慣，什麼事不該提，什麼話不能說，中國作家閻連科說，「遺忘是這個國家的體育活動。」彷彿在比賽誰忘得快，如今就算政府還沒有動作，中國人也已經能察覺哪些是「敏感話題」，主動自我審查了。

「對這一代的中國人來說，無知不僅很重要，甚至必要。他們必須相信政府的決策都是正確無誤，不然可能會威脅到所謂的和諧世界，他們心中的完美社會可能會崩潰。」——《重返天安門》

這讓中國政府成功將六四定義成「反革命的騷亂」，參與者都該自我批評，來不及參與的年輕一代，就算有機會聽聞，也會認為那是一場西方陰謀，全是為了阻止中國崛起。

連自己國家歷史都無法明說的盲目感，讓事件無法問責，沒有人為六四負責，沒有被紀念的真相，也沒人在反省。封閉自己的心、抗拒了解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多年的洗腦教育成果，因為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一代中國人有的是焦慮感與玻璃心，例如當台灣和香港被稱為「國家」，或是任何一點民主國家常見的批評，都能讓中國人跳起來，以不理性甚至偏執的反應，宣稱傷害了他們的感情，藉此表達自己的「愛國心」。

儘管如此，林慕蓮還是希望《重返天安門》的出版，能讓一些中國人意識到：「對於國家機器積極抹去的歷史，我們更有記憶的責任。」以香港來說，年年紀念六四的燭光晚會一直都頗具規模，表達了香港和中國的不同，「至少香港還能紀念，那代表了思想自由，香港正在利用這些自由，也在保護這些自由。」她說。

林慕蓮看台灣，一座經歷了政府屠殺、專制獨裁、戒嚴38年的島嶼，如今卻是朝向民主化發展，這樣的結果也非一蹴可幾，台灣人等了49年，才在1996年等到國家元首（前總統李登輝）公開為二二八事件道歉。然後2011年「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才開館營運，距離事件發生已64年。那麼中國二、三十年後能走到台灣現狀嗎？林慕蓮無法預言，如《子彈鴉片》書中的人物，最初每個人都相信三、五年後就會平反，誰知道三十年後的今天，希望更是渺茫。

然而最矛盾的一點，就是中國成功改寫了歷史、讓所有人遺忘六四，偏偏記得最牢、最深刻的也是中國政府。2014年有一個人穿了黑衣、撐著黑傘在天安門廣場前拍照，一句話都沒說就「被帶走」。2015年四川維權人士陳雲飛為六四受難者掃墓，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4年。各種類似型態與規模的小型活動，如果政府不處理，根本沒有人會注意，中國卻疑神疑鬼，不斷提醒大家六四要到了。

日子久了，大家也都習慣了，每年六四前夕，「天安門母親」就是會被帶走，強大的中國政府是真的害怕這些老太太接觸國際媒體，「所以她們每年發表的聲明越寫越早了，因為不知道六四前她們還能不能相聚。」林慕蓮苦笑著說，今年自然也不例外，她書中受訪者丁子霖在五月中就傳出被強制「回」無錫老家，其他人則是被秘密警察貼身監視，或是外出必須搭乘警方派遣的車輛，防堵與外界有連繫的可能。

林慕蓮雖然擔心，這本書的出版勢必讓每一個受訪者承受了各式各樣的壓力，她當年選擇切斷所有聯繫，以免讓情形惡化，但她也相信文字的力量，「越多人知道這些受訪者，他們受到的保護越穩固，大體來說，對他們反而有些幫助。」讓她煩惱的是，身為一名記者，她理當在採訪報導時保持超脫和客觀態度，但面對六四，她責無旁貸地站上前線指責中國抹去歷史真相的卑劣手腳。

這是一個有罪國家，面對否認犯罪的政府，想要保持的中立位置早已蕩然無存，所有的人只能被迫選邊站，若還想保持沉默，就是默許自己成為掩蓋真相的幫兇，如林慕蓮在序言所寫下：「歷史事實不應該被挾持，服從與共犯兩者之間的界線，已經變得微乎其微。」

(完)

这几篇文章，牵动了我太多的情绪。

我可以理解中共的逻辑，也可以明白功利主义者的考量；如果让我来讲所谓“大局”，从历史现实国际形势国内分析为六四中共的镇压行径洗地，我可以比大多数粉红说得更好、更引经据典、更理客中。但是再多的理由，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一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并且日复一日地用谎言和恫吓掩盖自己的暴行。

还有这一事实下冰冷的现实：作为一个组织，以及组织里的很多个人，中共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者。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国家，只是自身；他们的优先级永远是，维护自己的生存，然后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为了这个优先级，他们可以让“人民”活，也可以让“人民”死；可以“爱国”，也可以“卖国”。

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消灭想象出来的或潜在的威胁，伤害和压迫他人，合乎逻辑吗？很合乎逻辑。应该吗？这里才是很多人真正的分歧所在。

无所谓别人怎么想，我自己永远认为，不应该，不公平，大错特错。

正因为觉得不应该、不公平，有人才会追求改变，探索更好的解决方法，期望让类似的悲剧，减少发生的机会——无论是通过什么途径。

而所有这一切的开端，都基于，要了解历史，不要遗忘。

有出于各种考虑主动遗忘的人，就有用各种方式传递记忆的人。比如，那个将六四告诉我的人。

表面上，强权似乎可以抹除人们的记忆；但其实，只是让人把这些记忆更深地埋在心底。强权自己也知道，他们做的事，都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都会被无数的后人审判。

下載：https://libgen.is/book/index.php?md5=64A954DFC3F99EFA0343E9F4BA426F71

upup